摘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党的重任，运用“逆向工程”思维，通过对《矛盾论》形成过程的详细考察，可以看到，力戒教条主义，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其理论精髓，在强烈的现实问题导向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经验。

　　关键词：《矛盾论》 教条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必须随着现实的发展不断变化更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恩格斯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如何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发挥每一个马克思理论工作者的智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现实问题。利用工程学的“逆向工程”原理，找一篇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其产生的过程进行详细剖析，是一种有效思路。而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则是一个很好的对象。通过对毛泽东《矛盾论》的解构，研究其产生过程，对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有很多有益的借鉴。

　　一、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

　　《矛盾论》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讲课时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授课提纲的部分内容，这一授课提纲就是为了克服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新中国成立后，该提纲经过修改，分别以《矛盾论》《实践论》为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作为一个年轻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曾经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内部分领导同志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只言片语，把书本上的理论和其他国家的经验直接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根本上脱离了中国社会的现实。诸如在大革命过程中，机械地遵循着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同阶段的理论，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直接套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作为革命力量的理论，甚至对无产阶级这一概念都没有完全理解透彻的背景下，直接从字面上理解和运用无产阶级这一范畴来指导革命实践，导致党的政策严重脱离革命实际。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28—1930年之间提出的极端“左”倾的把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行为。这一情形导致党的群众基础被严重破坏，红军队伍生存的条件极为艰难，力量大为削弱。在临时中共中央从上海到江西革命苏区之后，局限于种种原因，党的教条主义依然浓厚，这种状况从当时提出的两个老的“凡是”可见一斑，这种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挫折。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1]长征过程中虽然通过遵义会议解决了部分问题，但是这种教条主义路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纠正。正如张闻天所说，遵义会议并没有提出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源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开始对中国革命进行反思，并进行理论总结。毛泽东剖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指出“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并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从战略失误、干部政策的失误、利用对手的反对力量的不足、采用军事冒险主义等，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究其根本就是没有能够从现实情况出发制定政策、进行斗争。毛泽东认为，无论是大革命过程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土地革命过程中“左”倾冒险主义，二者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却有共同的认识论根源，就是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毛泽东曾经指出，左与右在本质上有相同之处，就是离开对实际过程的正确了解，不分析具体的阶段、条件、可能性，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坚持一种抽象的一般的空洞见解。

　　为了从根本上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与“左”倾思想路线，毛泽东基于对革命实践的反思，写了《辩证法唯物论》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加以讲授。在回顾《两论》写作的原因时毛泽东曾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七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于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2]进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课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解决的问题。”[3]

　　二、深刻学习理论、掌握理论精髓

　　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熟练地掌握，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才能够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剖析现实状况。在遵义会议之前，由于现实的斗争残酷环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书籍不足，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没有更好的条件深入全面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书籍。毛泽东自己回忆，在遵义会上被人当面讥讽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不懂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就刻意收集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提升理论功底。张闻天夫人刘英曾经回忆，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非常专心，甚至到了通宵达旦的程度。很多时候，没有东西可吃，也不耽误他看书。尤其是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斗争环境相对稳定之后，毛泽东自己曾经回忆说，到了延安他就发奋读书。斯诺曾经回忆：“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4]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进行大量阅读和深入思考。目前，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延安读过并留下批注的哲学书籍有七种：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著、沈志远翻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博古翻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李达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著《社会学大纲》，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编的《哲学选辑》，并留下了大量的批注，其中对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最多，将近12000字，最长的一条有1000多字，对其中的诸多思想观点进行了有效的吸收、阐释和发展。之所以能够写出《矛盾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跟毛泽东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理论精髓，并进行理论发展创新是分不开的。

　　三、现实问题导向、深入调查研究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另一方面，需要对中国的现实有着充分透彻的掌握，不能准确把握中国的现实问题，就无法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矛盾论》这一理论成果可以视为毛泽东对大革命和土地革命过程理论成果的哲学总结。《矛盾论》之前的作品发展过程，充分展现了毛泽东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注重调查研究的过程。

　　革命伊始，在革命的对象和革命力量的认识方面，诸多共产党人是模糊不清的。针对这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5] 带着这些问题，毛泽东深入考察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之后，得出了革命的对象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革命可以依靠力量则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中的左翼。这就从根本上弄清楚了革命对象和革命。在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触及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尤其是农村农民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受到了国民党的诸多诘难。农民运动被称为“痞子运动”，党内也有诸多领导同志认为农民运动过火了。农民运动究竟发展到什么样的规模？农民运动究竟有哪些内容？中国革命需不需要这样一个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与农民运动关系？当时的党中央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带着这些问题，毛泽东深入湖南实地调查，通过调查指出，湖南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农会组织，当时会员人数至少满两百万，因入会一家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所以参加农会的群众至少满一千万，规模还是非常大的。同时通过考察湖南农会在实践中主要做了政治、经济斗争，做了修塘坝、禁烟、禁赌、清匪等社会建设十四种事情。针对否定农民运动言论，毛泽东指出,农民运动不是“糟的很”，而是“好得很”，农民运动所谓的“过分问题”十分必要，农民运动不是所谓的“痞子运动”，而是革命的先锋。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了中国共产党可以依靠的力量，并着重指出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十分必要，中国共产党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积极领导农民革命。他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6]对于农村中不同的阶级的革命性究竟如何，农村中哪些阶级革命积极性最大？中农的积极性怎么样？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做了《兴国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农在土地革命中得到了利益，土地斗争后，他们不仅土地有所增加，还减少了诸多开支，并与贫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因此，中农参加革命很勇敢。贫农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最大的阶层，不仅分到了田、分到了山，最根本的是取得了政权，他们成为农村政权的主干和指导阶级，因此，革命的积极性最高。

　　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种具有强烈问题导向的调查报告就有很多，诸如《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永新调查》《宁冈调查》（遗失）《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这些调查都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是针对现实的问题，毛泽东亲力亲为进行调查研究形成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优秀成果，为后来的哲学总结、《矛盾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曾经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且生动地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儿也不野蛮。你对于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7]

　　包括《矛盾论》在内的毛泽东的著作，都充满着强烈的现实问题导向。《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就如何解决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指出，党内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并指出要通过加强教育、合理分配工作等诸多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在井冈山斗争革命时期，通过对中国政治局势和革命形势的分析，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三篇文章主要回答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如何存在下去、能够存在多久等当时革命现实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论述如何认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以及政治路线上的“左”倾思想，重点解决如何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相关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 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考察《矛盾论》的形成过程，我们充分认识到，力戒教条主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调查研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经验。

　　参考文献：

　　[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85.

　　[2]龚育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 1986 ：36 .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8-659.

　　[4][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上海：三联书店，1979：67.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109.

　　（作者：郭广平，单位：河南省委党校）